昆侖文化是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標識和符號之一。2025 年 9月，國家文物局發布消息，正式確認青海尕日塘石刻是我國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石刻。刻石文字中的“采藥昆侖”，再度讓“昆侖”成為全社會關注的對象。

昆侖的多維價值意蘊

今天人們關注的昆侖，首先是按照現代地理學知識界定的昆侖山脈。這一山脈西起帕米爾高原，向東進入青海境內，全長約2500 公里，被稱為“萬山之祖”。黃河等大河發源于此，“河出昆侖”即黃河源于昆侖的說法，是昆侖文化最重要的標志。

對于中華民族而言，昆侖具有非凡的意義。神話中的昆侖位列西北乾位，被視為中華人文始祖黃帝的“下都”，也是西王母的瑤池仙境。人們耳熟能詳的神話“夸父追日”“共工怒觸不周山”“西王母與不死之藥”“后羿登昆侖求藥”等都涉及昆侖，使得昆侖的神話意義深入人心。《淮南子》稱昆侖“高萬九千里”，核心功能為“通天”，是中華民族天崇拜的重要標志。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網絡中，從歷史源流、文化象征和當代意義看，昆侖是中華文明中的重要文化符號。昆侖不僅是地理概念，更是貫穿中華文明史的精神符號，其演變過程折射出中國人對自然、宇宙等概念的認知變遷。

神話中昆侖的意義轉換。說到昆侖，人們都會想到《山海經》《淮南子》等歷史文獻，從這些記載看，昆侖有著以下三重屬性：

第一，層級性的神圣空間。《山海經》中所說的昆侖，是西王母等眾多神仙居住的一座神山。昆侖有“九重”，由陸吾神看守，上有不死樹、瑯玕樹等神物，西王母“穴居”于此。其功能是“帝之下都”，即天帝在人間世界的都城，是連接天地的通道 （天梯）。[1]有了這個層級的神圣空間，實現了天地一體，反映了先民對世界中心、宇宙秩序的想象與定位。到《淮南子》中，昆侖的形象進一步系統化、仙境化。一方面，該書繼承了《山海經》中空間的層級性，仍然將昆化視作“百神之所在”；另一方面，又給昆侖設置了懸圃、涼風之山等宜于人居的結構，從而將昆侖從純粹的神界變成了凡人可企及的仙境。

第二，天梯，即連接天地的“建木”。昆侖是一座巍峨的高山，具有人們很難企及的高度，因而被想象為連接天地、形成宇宙層級秩序的紐帶。[2]《淮南子》將昆侖視為遞進式的三層結構，強化了昆侖作為天梯的屬性。昆侖連接了原本隔絕的天地，在人們的早期信仰中，只有神才能沿天梯往來于天地之間，但漢代以后，昆侖成為凡人可企及的仙境。漢代的器物中，博山爐作為熏香器具，在造型上模仿“昆侖仙山”，說明昆侖神話已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

第三，社會秩序的象征。玉在早期中華文明發展的過程中，一直作為禮器使用。從考古材料看，昆侖山是中國最重要的玉產地之一，如距今 4000 年的齊家文化玉器，甘肅及青海地區的玉琮、玉璧，都與 《禹貢》 所述的“昆侖玉”存在工藝上的關聯，昆侖因而發展為禮制形成的秩序空間。史籍記載，昆侖是黃帝取玉膏祭天的禮制空間。傳說中黃帝在昆侖舉行祭天儀式，目的是實現“地—人—天”的循環，用玉膏達到人與神直接溝通的目的。古人認為昆侖是天梯，也是神靈居所，因而，昆侖具備“連接天地”的特質，而產于昆侖的玉膏作為媒介，更是將昆侖的神圣性物質化。[3]

從這些歷史記載可以看到，與古印度的須彌山等相關傳說類似，圍繞昆侖的神話和記載也反映著人類早期文明對宇宙神圣中心的想象。但在中國古代神話中，作為天地之間紐帶的昆侖，與人的聯系更為緊密。在昆侖神話背后，隱含著中國人的天崇拜，是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天下觀”的重要來源。

地理認知中疆域統一的隱喻。昆侖是中國人天崇拜的意義表達。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天是一個非常具象的概念，有“天圓地方”的結構，有“天似穹廬”的形態。總體上看，人類居住的地方是被天籠罩的，人與萬物都處于天的下方，因而天地之間的關系，就是天覆蓋了人類所認知的萬物。[4]中國人認為世界就是天下，天下一家。這樣的宇宙觀產生了“河出昆侖”與“天命所歸”的敘事。黃河被譽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史記》《禹貢》 等典籍都有“河出昆侖”的記載，昆侖被確立為中華文明的源頭與文明發祥的象征。因而，昆侖地望的確定，也就成為國家疆域與主權的表述。

前段時間發現的青海省尕日塘秦代石刻，說明在秦代，人們已經將黃河源區視為昆侖。過去，從中國出發認識昆侖的起點是漢武帝根據 《禹貢》 和張騫的見聞，將西域于闐的南山命名為昆侖，這實際象征著漢的疆域抵達了傳說中的神域，將神居之地納入了漢的版圖，彰顯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理想。通過這一行為，將西域納入昆侖神話體系。歷史學家顧頡剛根據昆侖神話中的地望，提出“昆侖移動說”，認為昆侖在人們的認知中，從甘肅、青海向新疆擴展的過程，是中國人逐步認知西部邊疆的過程。唐代至清代，先后將巴顏喀拉山、阿尼瑪卿山、岡底斯山等納入昆侖山系認知范圍，乾隆時期將新疆南部山脈定為“昆都倫山”。所有由中央政權確立的昆侖地望，都是當時人們對國家地理結構的表述。天崇拜、天下一家，成為昆侖這一文化符號的內在意義。

文學藝術表達中的重要意象。昆侖作為超越地理概念、貫穿中華文明史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符號，成為文學藝術中永恒的原型與母題，被歷代文人稱頌。

在詩詞歌賦中，有屈原 《楚辭》 中駕龍車、登昆侖的浪漫求索，有李白“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的飄逸想象，昆侖是詩人筆下超越塵世、追求理想的精神高地。在抗戰時期的文藝作品，如詩人阮章競的 《漳河水》 等作品中，昆侖常被用作中華民族堅韌不拔、屹立不倒的精神象征，被賦予了不屈的民族氣節和磅礴力量。毛澤東詩詞《念奴嬌·昆侖》是對昆侖意象最具現代性的重塑。詞中“橫空出世，莽昆侖”將其視為古老中國的象征，而“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的豪情，則賦予了昆侖國際主義與改造舊世界的革命英雄主義色彩，完成了昆侖從神性到民族性再到革命性的轉變。

在中國傳統繪畫藝術中，歷代山水畫，尤其是青綠山水畫，常以層巒疊嶂、云霧繚繞的意象暗合昆侖仙山之景，成為文人心中理想的彼岸世界。

近年來，隨著大眾文化的興起，昆侖再度成為中國文化的象征空間。在不斷發展的網絡文學和各種影視作品中，昆侖意象無處不在，成為推動劇情、構建宇宙的關鍵元素，它借助現代視覺技術，從文字想象變為可感可游的虛擬空間，極大地擴展了其在年輕群體中的影響力。

弘揚作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符號的昆侖文化

昆侖是具有代表性的、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符號。從文化的視角看，昆侖不是一個固定的地點，而是一個流動的、充滿張力的概念。它的內涵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群中被不斷更新。在古代，它從神界演變為仙境，從帝國疆域表達演變為天下一家的國家觀，完成了從外向內的哲學化過程。在近代，它又從天下觀演變為凝聚中華民族的民族觀，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歷史時期，通過對昆侖的革命性表達，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運動。在國泰民安的當代，昆侖的中華文明之源意義通過大眾文化的傳播，進一步深入人心。

昆侖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根基性記憶。昆侖作為天崇拜的載體，是中國古代天命觀和天下一家思想的根基。昆侖是天與天神的統一體，是中國人天命觀的來源。在中國，天命觀代表著古代先民對自然界和社會人生的集中觀照和認識，并以天人相應的知識體系規范個體思維與行為方式。在天命觀的指導下，無論居處，無論族群，人與人的關系都可以解釋為天下一家。這樣的根基性歷史記憶，是中華文明延續性的來源。

昆侖與黃河的關系，塑造了中國人的山水體系。“河出昆侖”是這一山水體系的表達，[5]在這一表達中，昆侖是天之柱、地之臍，是神圣世界的中心，有著作為神圣秩序禮制空間的獨特地位。而黃河從西向東流過中國，滋養了華夏文明，沿著黃河西行，就可以到達昆侖。因此在關于昆侖的敘事中，“河源”成為標志性的地點。實際上，在古代文獻中，夏商周至秦漢時期，“河”通常專指黃河，“黃河”一詞稍晚才出現，所以隨著黃河溯源的過程，昆侖地望也不斷西移。以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不斷確定河源的行為為指引，歷朝歷代開展了繪制輿圖、祭山、封河神、建廟宇等一系列行為，昆侖與黃河的山水體系觀念深入人心。[6]

昆侖文化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代表。學界的研究表明，昆侖起初并非中原山岳體系中的山，在早期文獻的記載中，昆侖就與西部地區關系密切。在 《山海經》 中，雖然對比不同參照系來看，昆侖山的相對位置或在西南，或在西北，甚至西極，無法確定其具體所在，但昆侖山位于西部地區，則沒有疑問。昆侖能演變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符號，反映了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不同區域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最終共同融匯到中華文明中的歷史過程。[7]

因此，昆侖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文化認同形成和發展的重要見證。

參考文獻：

[1]方韞譯注.山海經·大荒西經[M].北京:中華書局，2011.

[2]巫新華，韓子勇.昆侖、天山與天命的文化一致性[J]，西北民族研究，2021（02）.

[3]葉舒憲.萬年大歷史觀重審昆侖文化源流 [J].青海社會科學，2024（03）.

[4]巫新華.昆侖的天崇拜與騰格里崇拜文化意涵[J].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02）.

[5]米海萍，張海鑫.“河出昆侖”青海說的文化詮釋[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25（03）.

[6]鄂崇榮，高文俠.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河源昆侖”的歷史實證與價值意蘊[J].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02）.

[7]霍巍.昆侖文化與中華文明[J].青海社會科學，2025（03）.

（作者系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教授）

責任編輯：單笑斐